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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由来:
       嘉庆即位初年,决定“诏求直言,广开言路”。洪亮吉于是上书千言,直陈当朝利弊,直指当朝官员:“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进取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据《清史稿》。“亮吉以为今日皇上,当法宪皇帝之严明,使吏冶肃而民乐生,然后法仁皇帝之宽仁”,直言当今圣上,怒恼嘉庆,获罪,发配新疆伊犁。
       嘉庆五年,北方大旱,春播无法进行,各地百姓、官员、王公贵族、皇子亲王纷纷出面求上天降雨,无一能成。不得已,嘉庆亲自设坛,祈雨,并且赦免囚犯、开设粥场,依然无雨,嘉庆皇帝心急如焚。
       终于在1800年5月26日,嘉庆帝做出一个艰难的抉择,为洪亮吉平反。嘉庆帝招军机大臣,拟上谕。
为表示虔诚,嘉庆帝把为洪亮吉的平反上谕亲自抄写,为了不让眼泪滴到纸上,他咬紧嘴唇,当他写完最后两个字:“钦此”时,的最后一划时,一道闪电划   破长空,天上电闪雷鸣,一场大雨从天而降!“诏下而雨”——出自《清史》。内容简介
       嘉庆四年正月,太上皇乾隆驾崩,嘉庆帝在国丧期间诛杀了父皇宠信二十多年的和珅,获得了他的权力和地位。然而,没有太上皇乾隆的训政,与和珅势力的消亡,嘉庆帝的亲政还是不那么顺风顺水。在经历了乾隆末年权臣当道、言路堵塞的高压统治之后,嘉庆帝决定“诏求直言,广开言路”。但有些官员趁上书之际,直言不逊,把矛头直接指向嘉庆。嘉庆帝深感不严惩不足以消除心中之恨,他决定抓翰林院编修洪亮吉为典型,来个杀一儆百。本期介绍洪亮吉差点断送性命的原因,在洪亮吉命悬一线时,嘉庆帝又替洪亮吉平反昭雪。
      洪亮吉
       洪亮吉(1746~1809),清代经学家、文学家。初名莲,又名礼吉,字君直,一字稚存,号北江,晚号更生居士。阳湖(今江苏常州)人,祖籍安徽歙县。
       乾隆五十五年科举榜眼,授编修。嘉庆四年,上书军机王大臣言事,极论时弊,免死戍伊犁。次年诏以“罪亮吉后,言事者日少”,释还。居家十年而卒。文工骈体,与孔广森并肩,学术长于舆地。洪亮吉论人口增长过速之害,实为近代人口学说之先驱。
本       名:洪亮吉
字       号:字君直 、号北江
所处时代:清代
民族族群:汉族
出生地:阳湖(今江苏常州)
出生时间:1746
去世时间:1809
主要作品:卷施阁诗文集、附鲒轩诗集、更生斋诗文集、北江诗话及春秋左传诂
主要成就: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充国史馆编纂官
信       仰:道教

人物简介
        先世祖籍安徽歙县洪坑
        洪亮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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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七世洪璟曾任山西大同知府,其子洪公采为洪亮吉的祖父,入赘于常州赵氏,娶康熙四十八年状元赵熊诏之女为妻,从此定居常州。洪亮吉生于1746年九月三日(10月17日),卒于1809年五月十二日(6月24日)。自幼丧父,刻苦读书,以词章考据闻名,尤其擅长舆地。与同里黄景仁、孙星衍友善,并得袁枚、蒋士铨的赏识。多年屡试不中,先后充安徽学政朱筠、陕西巡抚毕沅等幕府。乾隆五十五年(1790)44岁时终于以一甲第二名考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充国史馆编纂官。乾隆五十七年(1792)担任顺天府乡试同考官。后督贵州学政,任内为贵州各府书院购置经、史、《通典》、《文选》等方面图书,提高了贵州学术水平。嘉庆元年(1795)回京供职,入直上书房,教授皇曾孙奕纯读书。嘉庆三年(1798),以征邪教疏为题考试翰林和詹事,洪亮吉著文,力陈内外弊政数千言,为时所忌,以弟丧辞职回乡。嘉庆四年(1799)为大学士朱圭起用,参与编修《高宗实录》。同年,上书《乞假将归留别成亲王极言时政启》,触怒嘉庆,下狱并定死罪。后改为流放伊犁。百日之后,即被释放回籍。从此家居撰述至终。
文学成就
       洪亮吉精于史地和声韵、训诂之学,善写诗及骈体文。洪亮吉的《北江诗话》,论诗强调“性情”、“气格”,认为诗要“另具手眼,自写性情”,赞赏杜牧的诗文能于韩、柳、元、白四家之外“别成一家”的独创精神;批评沈德潜诗学古人“全师其貌,而先已遗神”(《北江诗话》卷四);非议翁方纲诗“如博士解经,苦无心得”(同前卷一)。这些都是可取的。此外评论古代及当时诗人,亦多精到语。洪亮吉一生好游名山大川,足迹遍及吴、 越、 楚、黔、秦、晋、齐、豫等地,所以他的山水诗特多,有不少佳构。谪戍伊犁期间写的《安西道中》、《天山歌》、《行至头台雪益甚》、《伊犁记事诗四十二首》等,写塞外风光,尤具特色。诗笔于质直明畅中有奇峭之致。他的骈体文高古遒迈,“每一篇出,世争传之”(袁枚《卷施阁文乙集序》),如《出关与毕侍郎笺》、《游天台山记》、《戒子书》等都较著名。时人舒位《乾嘉诗坛点将录》曾评点当代诗坛108家,并以梁山泊好汉相拟,将洪亮吉比作“花和尚鲁智深”:“好个莽和尚,忽现菩萨相。六十二斤铁禅杖。”洪亮吉著有《卷施阁诗文集》、《附鲒轩诗集》、《更生斋诗文集》、《汉魏音》、《北江诗话》及《春秋左传诂》。
流放创作
       洪亮吉这位著名的清代学者1799年因上书直言朝政之弊端,言辞激烈,不避锋芒,刺到了嘉庆皇帝的痛处;“人才至今日消磨殆尽矣。数十年来,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进取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由所遭者,无不各得其所欲而去,以定衣钵相承牢结而不可解……士大夫渐不顾廉耻,……”。为此言语,差点丢了脑袋。幸“恩旨从宽,免死,改发伊犁,交将军保宁严加管束。”
这对洪亮吉无异是一次重大的打击。可洪亮吉却能坦然处之,一笑置之。“半生纵踪未曾闲,五岳游完鬓乍斑。却出长城万余里,东西南北尽天山。”《出关作》他一路歌风岭雪,觅史寻踪,赞西域山水之奇丽,记边塞风情之异观。观察之深,描绘之细,确有舆地学者之眼光,又有诗人才子之文采。也许,他当初写这些诗时并未曾想到传世,然而,却给后人了解西陲风物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遗产。
       对于流放犯,诗是双刃利剑。洪亮吉曾特意提到:(流放伊犁途中)至保定,甫知有廷寄与伊犁将军,有“不许作诗,不许饮酒”之谕。是以自国门及嘉峪关,凡四匝日,不敢涉笔。及出关后,独行千里,不见一人,径天山,涉瀚海,闻见恢奇,为平生所未有,遂偶一举笔,然要皆描摹山水,绝不敢及余事也。
       看来嘉庆帝相当了解这个才子。“不许作诗,不许饮酒”出自皇帝之口,真是意味深长。而创设伊犁流放地的乾隆帝早在20年前就责令伊犁将军,对遣犯严加管束,“倘赡恂情面,任其置产娶妻,则伊等反得晏然安处,与无罪何异?至其遣发日久,不得归籍,
       或妄作诗词,编选诽言,或不安本分生事,及潜行逃走者,一面奏闻,一面正法,不得稍事姑容!
       次年二月,洪亮吉越过千山万水,抵达流放都会惠远。
       惠远,所居之房是有名的鬼屋。前居屋主在“环碧轩”遇鬼,又加上贬谪丢官后心情不舒,终死在自己的失落中。而洪亮吉在此居住百日,却从未见鬼,实乃超脱于世,不为个人之失落而恼也。他寄情山水,赏花观鱼,饮酒做诗,将伊犁所见所闻详录于日记诗文中,这决不是一时游戏之作,而是继续他一生所从事的著述之业,以传世人。
他写伊犁山水:“看山不厌马蹄遥,笠影都从云外飘。一道惊流直如箭,东西二十七飞桥。”
他吟伊犁风雨:“毕竟谁驱涧底龙,高低行雨忽无踪。危崖飞起千年石,压到南山合抱松。”
他咏伊犁街巷:“日日冲泥扫落苔,一条春巷八门开。外台自有萧闲法,携具方家说饼来。”
他赞伊犁花果:“古庙东西辟广场,雪消齐露粉红墙。风光谷雨尤奇丽,苹果花开雀舌香。”
洪亮吉歌咏过的天山风光
       纵观洪亮吉的伊犁杂诗,决不仅仅是应酬抒怀之作,而是有意识地用诗的形式记下伊犁的山光水色、风土民情。这是跟他后来追述伊犁百日行的《天山客话》一脉相承的。他的《伊犁日记》对他来伊途中所见之物作了详细的记载,而《天山客话》则详细记载了伊犁的山川、物产、风貌等。这些都为后来研究西北地区的史地学者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新疆图志》就引用了他的不少条述。后世史地学者对洪亮吉评价甚高。
洪亮吉戍伊百日之后,即被“皇恩大赦”。当他离开惠远城时,“下马步出城,百步屡驻脚。“长刀短后衣,未忍即抛却。”他为失落而来,却满载西域奇珍而归,在自己生命价值的天平上加了一个重重的砝码。
文学成就/洪亮吉
       洪亮吉精于史地和声韵、训诂之学,善写诗及骈体文。洪亮吉的《北江诗话》,论诗强调“性情”、“气格”,认为诗要“另具手眼,自写性情”,赞赏杜牧的诗文能于韩、柳、元、白四家之外"别成一家"的独创精神;批评沈德潜诗学古人,“全师其貌,而先已遗神”(《北江诗话》卷四);非议翁方纲诗“如博士解经,苦无心得”(同前卷一)。这些都是可取的。此外评论古代及当时诗人,亦多精到语。
洪亮吉一生好游名山大川,足迹遍及吴、越、楚、黔、秦、晋、齐、豫等地,所以他的山水诗特多,有不少佳构。谪戍伊犁期间写的《安西道中》、《天山歌》、《行至头台雪益甚》、《伊犁记事诗四十二首》等,写塞外风光,尤具特色。诗笔于质直明畅中有奇峭之致。他的骈体文高古遒迈,“每一篇出,世争传之”(袁枚《卷施阁文乙集序》),如《出关与毕侍郎笺》、《游天台山记》、《戒子书》等都较著名。
著名观点/洪亮吉
洪亮吉的人口论
       两百年前,清代以治经史文学闻名的洪亮吉曾写过一篇叫《治平篇》的人口论。在当时人们对中国的人口问题尚麻木的时代,他却敏锐地洞见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在清代前期,中国人口的增长速度和绝对量都远远超过了前代。据估计,顺治八年至十八年(公元1651—1661年)人口不过一亿左右,到乾隆五十年至五十六年(公元1785—1791年)却猛增至三亿。同一时期,耕地虽然有所扩大,但远远低于人口的增长,平均每人占有耕地从原来的五亩多,下降为两亩多。洪亮吉针对当时人口增长大大超过耕地和一般生活资料增长的情况,首先认为,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而田地、房屋“亦不过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治平篇》)在几十年到一百多年中,人口会增加五倍、十倍、二十倍,田地与房屋仅增加一倍、三倍、五倍,尽管没有什么科学根据,但他的这一看法,除与五年后马尔萨斯的人口按等比数列增加、生活资料按等差数列增加的观点很相类似外,与马尔萨斯把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口规律看成是超社会、超历史、超地域的自然规律有着根本不同。
洪亮吉纪念馆
       洪亮吉认为,人口的增长既然远远超过了田地与房屋的增长,就不但使得“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治平篇》),“为农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为商贾者十倍于前而货不加增”,还产生了“终岁勤动,毕生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沟壑之忧”和为非作歹之徒,生“攘夺之患”(《生计篇》)的严重情况,这里洪亮吉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固然认识不到造成当时人民贫困和社会动乱不安的根本原因是封建的剥削制度,但他既敏锐地看到了人口增长太快、生活资料增长太慢,会影响封建社会秩序的安定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又看到了土地的大肆兼并,对这一矛盾的加剧。“况有兼并之家,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何怪乎遭风雨、霜露、冰寒、颠踣而死者之比比乎!”(《治平篇》)比起马尔萨斯故意掩盖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是劳动人民失业、贫穷、困苦以及战争的根源的真象,又有很大不同。